人口眾多是我國最主要的基本國情之一，人口問題不僅關系到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而且是國計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人口學出發，未來20-30年我國人口發展趨勢大致明晰，有如下特征應予以特別關注：

中國未來人口總量趨于下降，但不存在“斷崖式”或“雪崩式”下跌

隨著“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我國育齡人群所累積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漸兌現并伴有波動。由于育齡人群開始縮減，未來年度出生人數可能進入一個持續的低谷期。但需要指出的是，未來30年的生育旺盛期（20-29歲）群體今天已經都出生了，且生育水平在中短期內大幅銳減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盡管未來中國人口總量在整體上趨于下降，但不會出現所謂的“斷崖式下跌”和“人口雪崩”。

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趨勢主要取決于出生率的走向

一個國家地區人口發展的基本趨勢由內因和外因共同決定，內因以出生率和死亡率為主，外因則主要指國際遷移。在（超）低生育水平已成為常態的背景下，盡管預期壽命會穩步提高，但我國人口粗死亡率隨著老齡化的進程會緩慢上升。與此同時，我國的國際遷移水平一直相對較低，2000-2010年間的凈遷移率約為-0.3‰至-0.4‰，遷出人口要多于遷入人口，所以中短期內中國難以通過增加人口凈遷入來抵消出生率下降的影響。出生率以及出生數的高低已經成為決定中國未來人口走勢的決定性要素。

“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后第一年（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數回升至1687萬人，但2015年的出生數就開始回落；實施“全面二孩”后的出生人口數在2016年回升至1786萬人，但2017年又回落到1723萬人，2018年更進一步縮至1523萬人。這種波動受生育政策調整后出生堆積釋放影響，也與整體的生育養育環境欠佳和育齡人群生育意愿不高有關，這一現象應格外重視。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育齡人群持續縮減已成定局

1980年代中后期較大規模的出生隊列現已處于黃金育齡期的尾聲階段，1990年代出生人口數的大幅下降將導致未來10年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的快速縮減，降幅相比現在將達到近40%，育齡婦女總體規模的下降將會至少持續至2050年前后。全部育齡人群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人群的減少將直接導致未來每年出生人口數的減少。

若按照《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將2030年全國總人口達到14.5億設定為人口發展目標，則需要2016-2030年間每年出生人口數達到2000萬左右，明顯高于近20多年的現實，也遠高于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的兩年。從目前來看，近期年度出生人口數的峰值是2016年的1786萬人，即便到2030年出生數降至1200萬乃至更少亦是意料之中，對此人口學界已有共識，即如果沒有新的政策調整或人口生育行為的重大變化，每年生育2000多萬的人口目標肯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因計劃生育的催生而提前出現，但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它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之一。目前中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的急速發展期，中國老年人口（65+）規模將從2015年的1.4億左右激增至2030年的2.4億和2050年的3.65億，預計在2055-2060年達到峰值之后放緩進入高位平臺期，但直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將維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其中，2025-2030年起老年人口自身結構的老化開始凸顯，而2015-2035年是老齡化增速最快、波動最大的時期，也是社會撫養比相對最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最年輕的時期，尤其2020年前后還將出現暫時的“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同時弱化現象，應對老齡社會的戰略和戰術儲備應在此期間完成。從本質上講，老齡化沒有好壞之分，所謂的“問題”或“挑戰”不完全來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齡化本身，更多源于變化了的人口年齡結構與現行社會經濟架構之間的不匹配所產生的矛盾。從目前來看，應對老齡化挑戰的主要障礙不全是“未富先老”，而更主要是“未備先老”或“慢備快老”，現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對這些變化仍缺乏結構化和系統性的反應及適應，因而需要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調整乃至重構。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深化，依靠放開生育數量限制并不能扭轉人口老齡化的基本趨勢，但可以為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并為未來世代贏得應對時間。如果生育水平持續過低，任何制度和政策安排都將很難具有持續性。

中國人口老齡化演進的若干不確定性

不難看出，在未來人口總量總體趨于縮減的背景下，對人口老齡化的有效應對已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盡管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對其基數大、速度快、區域不均衡、高齡老人和失能老人多、空巢化和獨居化加劇等規律和現象也正在逐步形成共識，但中國的老齡化畢竟仍在不斷發展之中，其治理過程尚有一系列“不確定性”需進一步厘清。

勞動力總供給開始下降，就業結構與模式面臨結構性轉變

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在老齡化的背景下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目前按傳統概念推算的勞動力供給已經出現拐點，潛在勞動力總量將持續縮減且結構趨于老化，但中短期內我國的勞動力供給依然充足，未來20年間將始終穩定在9億以上。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深化，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廉價勞動力需求正逐漸下降，而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高端勞動力需求則逐步上升，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匹配是未來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矛盾。

與此同時，以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為代表的科技進步正對勞動就業的傳統模式形成沖擊，這種“技術性破壞”將在緩解未來勞動力短缺的同時淘汰部分傳統職業，并由此產生新的就業方式和職業形態，就業模式的多元化和層疊化將趨于普遍。在此背景下，已無法僅僅依靠加強傳統勞動力教育投資和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來應對，而必然涉及到對老年人力資源（特別是中高端人才）的開發利用、對某些行業從業人員的轉移安置與再教育，甚至勞動力市場的重構等一系列更為復雜的議題。

老齡化的區域差異增加了應對復雜性，但也創造了政策回旋空間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地區差異主要受到本地人口轉變和人口遷移流動兩大因素的影響，表現為由東向西的梯次特征，城鄉差異則體現出明顯的“城鄉倒置”特征，這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城鎮化的加速推進密切相關。

根據測算，2000-2010年間人口的鄉-城轉移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貢獻率為43.4%，是該階段農村人口老齡化的主導因素，而這種人口轉移又有效降低了城市常住老年人口比重。這些現象在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期間會持續發酵，其間的老齡化壓力將通過人口流動更多地傳導至中西部地區（主要是農村）。盡管這會在全國層面增加應對老齡化的復雜度，但也為城鎮（尤其是東南部）有效延長了人口紅利窗口期，創造了政策的回旋空間。

家庭模式變遷將增加未來養老制度安排的不確定性

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居家養老都是最主要的養老形式，所有的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通過家庭或社區獲取養老服務。隨著我國家庭戶規模的不斷縮減、家庭結構格局的不斷簡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現結構轉變、非傳統類型家庭大量涌現，“少子老齡化”的現代家庭在養老撫幼方面的傳統功能受到磨損。

而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家庭文化仍具有強大的凝聚力，現代科學技術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影響極大地擴展了家庭的空間聯系，家庭成員（主要是親子）之間的傳統互助網絡仍以新的形式在繼續，這是中國式養老乃至中國式老齡社會應對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家庭政策仍系統性缺位的情況下，這些現象將給未來制度安排帶來極大不確定性。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斷提升，但其政策價值仍有待挖掘

2010年，我國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60+）的余壽分別為20.04歲和23.14歲，生活自理預期壽命為17.22年，平均帶殘存活時間約為2.53年，相比2000年均穩步提升。不同口徑的老年人口失能率區間為10.48%-13.31％，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比例未超過3%（1.55%-2.99%）。對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口壽命提高在帶來效益的同時也會產生成本及壓力，即“勝利的成本（CostofSuccess）”乃至“勝利的失敗（FailureofSuccess）”，而現有的制度安排模式尚未對我國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提升這一現實進行必要的調適，對其效益未有效利用，對其可能帶來的壓力也未及時反應，這尤其反映出社會保障系統和老年科技發展的滯后性，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謂“長壽風險”問題。

這些“不確定性”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伴隨中國老齡社會的治理進程，對其有效把控并合理應對將極具挑戰性，并由此形成中國方案中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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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于《澎湃研究所》—彭希哲